余秋雨之7月行程和他的黔东南考察手记(一):也许是归程

2007年9 月8日 / 文学转载 / 没有评论 / 792次

月份

花了不少精力和体力考察黔东南的原生态文化。到了很多县、镇、村寨,印象极其深刻。最主要的感受有以下几个方面: 余秋雨

  1.侗族以“寨老”为核心的“村寨公民社会”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小结构、
低消耗生态形式”,与老子、庄子、陶渊明的社会理想略有接近。
  2.自称“蚩尤后代”的苗族,承受了一种数千年的失败者、逃奔者的悲壮历
史,最后以美丽回答一切。由他们,让我们愿意重新承认那位被黄帝打败的蚩尤,其实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开创者之一。
  3.苗寨岜沙把人与树看成“一体两身”的思维,极其原始又极其现代,具有21世纪人和自然关系的示范价值。一个人出生由家人种一棵树,与树一起老,死了砍下这棵树,裹着这棵树一起埋入地下,在埋入处再种一棵树。结果,整个山头没有坟茔,没有墓碑,却是一个没有生命终点的陵园,或者说,一种打通人与自然界限的共同延续。这个事实,让我沉思很久。我认为,这是全人类处置生命结束的最佳方式之一,包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
  4.在隆里古城,我看到了一种“文化孤岛”的模式。明代统治者为了有效管制少数民族地区,派军队和家属驻扎到那里,年代已久,就成了一个汉民族的文化孤岛。我在游历世界时看到过三种悲剧性的文化孤岛。
  第一种是埃及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法老人文化孤岛。整个埃及已被异族一次次入侵,那里却固守着,由于长期近亲结婚,身心俱弱。这是“被侵略者的文化孤岛”模式。
  第二种是巴基斯坦和印度所保留的亚历山大大帝军队入侵时把部分军人留下并与当地人结婚的欧洲文化孤岛。我称之为“侵略者的文化孤岛”。由于祖国太远,没有当地滋养,这样的文化孤岛很快成了废墟。
  第三种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看到的“互为钉子的文化孤岛”,成了以巴冲突的敏感前哨。隆里古城的汉民族“文化孤岛”与上述三种模式完全不同,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特殊色彩。我在当地对贵州省电视台讲述了这“四种文化孤岛模式”,作为我文化研究成果的初步阐述。
  为了考察汉文化腹地之外的中华文化成分,最近几个月我到宁夏考察了西夏王朝的遗迹,到了云南大理和丽江,考察了当地的白族文化和东巴文化,又第二次到达呼伦贝尔,考察蒙古族的丰富文化。考察收获,非常巨大。
  我想先在网站发表我考察黔东南时写下了三篇文章,供网友们参考。这三篇文章的题目是:《也许是归程》、《以美丽回答一切》、《我本是树》。
  一

    出走那么多年,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开始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从哪里来?从书房、讲台、官位走出来;到哪里去?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废墟而去。

    而且,由于这一来一去都逆着潮流,内心的把握就更加明确。十余年前的当时,离开文坛和官场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出国。但是,我擦着别人的肩脖正好走了好几个反方向。这就像在拥挤的车站码头,一个人的倒行逆施必然引来无数的冲撞和白眼,而每一个冲撞和白眼都让他重新考虑一次自己的选择。走着走着,肩脖没有了,人流不见了,四周越来越安静,抬头一看,大漠荒荒,黄沙茫茫。 

    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从先秦到汉唐的气息,那里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但是,十几年边走边停、边看边想,我渐渐迷路。我突然发现出发时拨定的“心理罗盘”指反了。那些远年废墟,并不是我“去”的地方,而是我“来”的地方。

    那么,我究竟要到哪里去?

    来路,越走越清晰;去路,反而越走越迷惘了。

   

  越走越迷惘,这早已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既然来路是先秦和汉唐,那么,我的身边和身后,也就渐渐热闹。

  凡是当年我独自寻访的冷僻地方,只要写成文字发表,总会引起人群的集结。从我出发的甘肃高原诸地,到都江堰、天一阁、天柱山、青云谱、平遥、承德、周庄……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旅行者。甚至,连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也有很多人回来,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

  这并不说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而只是表示,想弄明白“我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为这个问题早走了几年,于是大家追过来了。

    但是,这种有趣的情景也给了我一种巨大的责任。必须再走一些地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我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索 

  为此,我又走了很久,走得很远。

  直到后来,我在云贵高原深处发现了一些人迹,一些炊烟,一些歌声,才在心头隐隐自问:这里,也许是归程?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那就先向信任我的读者,交代一下产生这种归程感的原因。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俏拔的钟楼。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国际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口,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咳,侗族大歌!

  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汇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嫁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隐蔽,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闪闪烁烁。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采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希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留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偏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做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就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

  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共同参与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却又都不上锁。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色,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平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如果说,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就是课堂。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说:快!

  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三宝。

一步踏入就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

  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虬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断,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份性、威望性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现在看到了,那就是萨玛。

  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

  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你觉得不公平,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

  他们齐口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

  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平,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

  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

  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

  眼前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平台,平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到,世间一切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

  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

  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

  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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